2016年11月6日，山山作为第三届《诗书画》年度展——道象·王冬龄书法艺术展嘉宾在《诗书画》年度学术座谈会发言，针对此次展览浅谈建筑与书法的关系。

媒介：书法与建筑的交织

戚山山

关于书法，作为一名建筑师，我关注的是’“书法”之外：书法的媒介，书法与空间与人的一切关系。

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展，书法作品被小心翼翼地搁置在一个展示台面内，这部书法成了唯一被所有人关注的对象。旁边或许还写着请勿触摸的告示，杜绝了除了视觉之外更多维度的感知或互动。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法作品时，承载它的这个空间，即便再好，都是被忽视的，就像相机对焦时被模糊的背景。而假设关注点被调回到空间尺度，书法作品本身因其尺度过小反会被忽视，因为肉眼可看到的距离或可集中的注意力是有限的。这里，书法与建筑，同为艺术，但似乎是隔离的，互不相干，不可兼得。我认为这种关系倒是可以通过另一种设计思维去突破，使两者互通。

书法，必须通过一套媒介的互动才得以呈现，被人感知，所谓习惯上的文房四宝。王冬龄老师在太庙所展现的巨作 [道象]，传统的笔墨纸砚被替代和转译了：以长杆为笔、白漆为墨、不锈钢镜面为纸、油漆桶为砚。此时，书法作品不在一张36厘米＊32厘米的宣纸上，而是呈现在3.6米＊32米的反光界面上，媒介变了，载体变了，尺度变了，书法与人之互动的法则也就变了。在太庙，王冬龄老师的书法作品成为了一个广义上的“物”，在这个极其具有特征和富有使命的空间里，我们关注的则是 “物”与人的一切互动。而这件“物”的材质—不锈钢镜面，作为反映周遭环境的荧幕，又进一步增加了与人与空间的互动。字在镜面上，字在空间里；人在空间里，人在镜面里；人、与字、与镜面、与空间四者交织。在这里，在太庙，书法已不代表书法本身狭义上的功能。

其实这就是建筑，“与人最根本的互动” 便是建筑所关注的最基本话题。建筑区别于建筑物，建筑是一种思考方式。建筑是思考与之发生关系的内容，包括微妙的社会矛盾和张力、包括自然与非自然的定义和状态、包括历史和未来的连接和转译。  我一直认为，空间是有态度的。太庙的气场不仅体现在它浓郁的历史、文化积淀，还在于它是一个有着强烈态度的场所。太庙的态度在于它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空间，庞大、气势恢宏。在这里人的一切感知都被重新协调，我们的行为举止被建筑所控制，呼吸抬高了，注意力凝聚了，并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，虔诚朝拜。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，书法不应仅是方寸纸面上无力的展示，而应该通过某种与太庙相似且富有张力的方式来引发人的共鸣。而[道象]相对的大尺度与充满力量的形式语言，和太庙的空间气场非常契合，促使人们产生类似的情感与行为。

其实，这样大尺度的书法界面竖立在太庙中，已成为建筑语汇中的“屏”。我们一直称 “王老师在太庙办展”，这里王老师的书法展是“事件”，太庙为“地点”。太庙二字，仅增强了事件的权威性。其实反过来说，真正就空间平面而言，太庙为全部，书法字架仅为一条线。它的出现成为了这个建筑布局中新添加的一笔，从空间逻辑出发去思考，这一笔该如何勾勒呢？ 作为一种建筑语言，这条屏风“线”和太庙里的柱网“点”一样成为空间逻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“线”与“点”是如何组成这个新的平面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立体上，屏风的功能是分隔空间或阻挡视线，所以这一笔，一定分界着两个空间，那我们又如何定义这些空间的划分。它既然成为了建筑构件的一部分，是否有义务去遵循建筑本身构图逻辑的原则。柱子的功能作用不仅在于结构支撑，更重要的是表达建筑语言中的严谨逻辑，并且是引导人与太庙空间关系和动线感知的重要线索。太庙的柱网结构本身是引导人纵向进入，现在加入的这面“屏”，改变了人的动线，引导人们横向观看作品。再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我们把书法呈现在一个媒介（屏风）上，又将这一媒介植入建筑（太庙）内。我们可否直接跳过这个中间媒介，例如直接将王冬龄老师的书法呈现或投影在太庙本身的纵向巨柱上，使字与建筑的关系更切合？此时书法不只是平面文字的表现，而是成为了立体建筑关系的一部分，柱网成为体现故事和文言的媒介本身，太庙更为贯穿历史和当下的一个态度。诸如此类关于书法和建筑关系的思考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定义和呈现？

从前书法与建筑不产生太大关系，现在王冬龄老师的[道象]与太庙同时开始与人产生互动。而书法与建筑如何相容为某种交叉且统一的逻辑形式，这又是一门有意思的学问。